但文化民族主义所包含的虚骄心理也由此突出地显现出来。人们津津乐道西方文明是粗俗的物质文明，中国文明则属高雅的精神文明。中国的物质文明虽不如西方，但精神文明却胜过西方。梁启超要求青年人“立正，开步走”，以中国文明去救助陷于物质破产，哀哀欲绝的欧洲民族。梁漱溟更提出世界文化发展“三种路向”说，断言全世界必将走上中国的路向，实现“东方化”。梁的“三种路向”说是近代文化民族主义发展到巅峰的标志。

三、“吾人之天职在实现吾人之理想生活”

近代文化民族主义是中国文化在受到西方文化冲击而面临岌岌可危的情势下崛起的，其鼓吹者又多是些学贯中西的志士仁人，这便决定了不仅中西文化是它思考的中心问题，而且其取向固然反对醉心欧化，却并非守旧者的深闭固拒，而是在艰苦的思索中，日益自觉地揭示出了独立发展民族新文化的时代课题。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西方文明中心”论也盛极一时。西方殖民主义者公然声称，达尔文学说已“静悄悄地然全部地毁灭了人类平等的信念”。除西方以外的各种文明因“不适应效率的需要”，将被淘汰，“走向完结与消失是他们的命运”［33］。某些醉心欧化者也相信，地域“无分泰东西”，世界文化将归于一元的西方文化：“泰西文明为之母，而孕育泰东文明为之子”［34］。但现代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已充分证明了此种一元论文化观的荒谬。它指出，因人种、地理及历史等因素，人类的各种文化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内在统整机制，即都是“模式鲜明的整体”。各种文化的发展固有先进与落后的区别，但就其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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