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见解更具力度。1920年他出版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40］，该书的核心思想正是文化的模式论。他强调说，文化“是处于一个总关系中的”有机体。“一家民族的文化原是有趋往的活东西，不是摆在那里的死东西。”所以观察各国文化，须找出它们各自的“特异彩色”，进而发现和理解各国文化赖以整合和统一的这种“趋往的活东西”，或叫“一本的源泉”。就是说，要把讲不尽的一种文化，“归缩到一句话，可以表达出来”。由此，梁提出了“文化的核心精神”问题。梁主张探求文化核心精神，也就是从更加深刻的意义上肯定了民族文化独立的体系与价值。他把西方、中国、印度三种文化的精神分别概括为“意欲”的“向前”、“持中”与“向后”尽管这种见解并不足取，但他对中国文化精神的体认却有独到之处。从类文化的观点出发比较中西文化的特色，不始于梁漱溟；但能从*、思想、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作详尽的比较，且就其观察之细致入微与深刻传神而言，可以说近代史上无出其右者。

类文化或文化模式论的观点，是东方各国文化民族主义受西方文化冲击而最初形成和普遍强调的基本观点。1921年印度伟大的诗人和爱国者泰戈尔到中国访问，他在谈话中强调指出：东西文化不是等级的差异，“是种类的差异”［41］。可以这样说，不管人们对中西文化的比较是否正确，从章太炎、杜亚泉到梁漱溟，近代文化民族主义为打破民族虚无主义，所极力论证的中国文化具有独立的体系与价值的重要命题，在国人的心目中确立起来了。与此相应，融合西方文化，发展民族新文化的时代课题，也被日益自觉地揭示了出来。早在辛亥时期，《政艺通报》的社说《国粹保存主义》就写道：“夫有特别之精神，则此国家与彼国家，其土地人民宗教*与风俗气质习惯相交通调和之，则必有宜于此而不宜于彼，宜于彼而不宜于此者。知其宜而交通调和之，知其不宜，则守其所自有之宜，以求其所未有之宜而保存之，如是乃可以成一特别精神之国家。”［42］强调保存国粹，融化新知，就是主张发展民族的新文化。欧战后，梁启超指出，人人都要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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