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文化不断受西方文化的冲击，其地位与整个民族一样日渐式微，文化民族主义崛起反对醉心欧化，志在维护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加强国人自信力。从“保教”到“存学”，反映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文化民族主义崛起的基本态势是艰难的“抗争”。辛亥后尤其是欧战前后，此种态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欧战的惨绝人寰，集中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端，以至于欧人自己也在反省，发出“西方的没落”的叹息。国人久将西方文明视作可登民于衽席的模范文明，欧战的震骇，使此种神圣感幻灭了。加之这时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被介绍到了中国，罗素、杜威等西方学者相继来华讲了一些赞扬中国文化的话，这些都使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倍受鼓舞。人们抚今思昔，不仅愈形自信，而且要求重新为中国文化定位，显示出变被动为主动的发展态势。1920年梁启超考察战后欧洲后回国，发表演讲，谓此行的最大收获就是将原本对中国文化悲观的情绪，一扫而光，变消极为积极。这一时期，文化民族主义最主要的标志，是出现了以杜亚泉、梁启超、梁漱溟等人为代表的所谓东方文化派，他们主张不单要复兴中国文化，而且要使之助益世界。

此期文化民族主义愈形自信的一个最值得重视的表现是，人们强调中国文化是独立创造的，中国文化的自创性问题第一次被响亮地提了出来。梁启超在一次演讲中指出，埃及、小亚细亚、希腊、印度、中国为世界文明的五大发源地，但前四者彼此间有交往，其文明“自己的实兼有外来的”。惟中国因山海阻隔，与前四者并无交通，其文明全然为独创的。陈嘉异讲得更明确，他说：“吾族建国华夏，实为绝早，纵令西来，亦远在有史以前。而有史以后之文化，则固自伏羲神农黄帝以来，列祖列宗所披荆斩棘积铢累寸而手创，决非受任何外族之影响而始生者，则实一不可诬之事实也。”［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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