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高低、心包络之通塞有以致之”，即判定中国人种不如人［17］。他们将中国文化衰弊的根本原因，正确地归结到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本身。在这方面，梁启超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加以论证，尤具新意。他不仅撰有长文《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详细论证了中国学术思想在世界上于上古、中古“皆占第一”，为西人所不及；而且还指出，近代西方文明虽胜中国，但其受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恩赐实多，今天西学东来，充其量“亦不过报恩反哺之义，加利息以偿前负耳”［18］，有何理由以贵种自居而轻蔑我中国。梁以为，即便在今日，中国人种仍然保持着优良的特质。今日华人遍布五大洲，虽无政府鼓励与保护，却能不屈不挠，自殖海外，其中许多人且获得了成功；而中国留学生在西方的学校中则多能名列前茅受到普遍的好评，这足以说明中国人种的冒险精神、竞争力及其聪明才智“不让于欧西明矣”。所以他坚信中国人种有远大的前途，只要*得到改造，“他日于二十世纪，我中国人必为世界上最有势力之人种，有可预断言者”［19］。
日俄战争的结局令时人鼓舞，他们不无道理地指出，日胜俄败，不单证明了立宪胜于专制，而且令“白优黄劣”论不攻自破。不过，其时影响更大的是法人拉克伯里的著作《中国太古文明西元论》（1888年出版），它力证中国民族来自巴比伦，即所谓“中国人种西来”说。后来的新中国考古学者已充分证明此说纯属无稽之谈，中国文化完全是由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独立创造的。但当时章太炎、刘师培、蒋观云等许多人都接受此种观点，乐此不疲，蒋且著有《中国人种考》一书力申其说［20］。究其失误的主要原因，盖源于文化民族主义的心理：中国人种既与西人同出巴比伦，且远征东方有如此的伟业，自可进一步破白黄优劣之说。所以蒋观云说：“讲明吾种之渊源，以团结吾同胞之气谊，使不敢自惭其祖宗，而陷于其种族于劣败之列焉。其于种族保存，与夫种族进化，有取于是焉必巨矣。”［21］志士仁人用心良苦，于此可见一斑。
其二，关于中国的地理环境。20世纪初，西方传入的“地理环境决定”论风行一时，人们也常常以此去解说中国文化的衰弊。应当说，从地理条件去说明具体文化的发展自有其合理性，但将之夸大为决定性的因素却是不科学的。一些人对比中西方地理环境的差异，断言地理条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