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教化，导之以规矩，示之以公道，此即文化之本也……一言以蔽之曰：因战而扩充边界，得新属地，实皆传教及我之法律、文化之力有以维持而罗致之也。每谓吾之商务若随吾旗之所至而兴，殊不知吾之教会文化，盖多好处，足以挈吾之旗及商务同趋而并进……吾之陆军确因文化而生色，信可称矣。”［4］所谓“我必设法教化，导之以规矩”，就是将自己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强加于人。实际上，直到今天，文化侵略仍然是世界强权*的一部分，以至于意大利学者奥锐里欧·贝恰在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合著的《二十一世纪的警钟》一书中，还在提醒第三世界的人们警惕“文化上的帝国主义”。因此，作为对西方*与文化侵略的回应，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与*民族主义同时并兴，是合乎逻辑的。
其二，中国近代新生的资产阶级面临着较其西方先贤远为复杂的局面。它在发展近代民族主义的同时，不仅要反对国内的封建主义，而且更主要的是要反对外来的帝国主义。但它所借用的西学武器却是一柄双刃剑，在推动反封建斗争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冲击和破坏固有的文化传统，民族的文化认同因之便有被削弱的危险。这与自己的民族主义的目标恰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它在借重西学批判传统的同时，又不能不强调传统，维护民族的文化认同。在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与*民族主义并兴，不仅是社会文化功能使然，而且也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必然选择。美国学者兰比尔·沃拉曾经说：“西方关于全民国家的概念是新的，但是当西学将这个概念传入中国的时候，在中国首次出现了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开始寻求国家强盛之本，哪怕要抛弃传统也在所不惜。”［5］这只是说对了一半，倒是当事者梁启超的话于个中就里最为传神，他说“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末由”；新民不能尽脱传统，因为固有的文化传统“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6］。保守欤？创新欤？近代的许多志士仁人所以在文化问题上常常陷入两难选择，明乎此，知之过半矣。
此外，甲午战后，中西文化开始实现全方位的交汇与冲撞，中国固有文化面临着衰亡的危局。向来以悠久文化自豪的中国形成近代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又是势所必然。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