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人的上述见解固然有夸大文化作用的倾向，但其重要性在于，他们毕竟看到了文化危机与民族危机的一致性，从而揭示出了在民族救亡过程中，复兴中国文化这一重大的历史课题，而且他们以此自任也无疑表现了崇高的历史使命感。本人曾指出，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呈现出了向传统文化回归的态势，实则这也正是近代文化民族主义勃兴的有力征候［14］。

这一时期文化民族主义的一个主要内容，是极力维护民族的自信力，反对妄自菲薄的民族虚无主义。甲午战后，一些丧失民族自信力的人鼓吹“唯泰西是效”，浸成“醉心欧化”的消极社会倾向。志士仁人力斥其非，其中以下三方面的论述最具精神。

其一，关于中国的人种问题。20世纪初，中国文化的衰弊已成为事实，但一些人受西方人种论影响，却将其归咎于中国人种的低劣，以为西方白色人种天然优于有色人种，“黄种已随红种、黑种而去势”。因此，中国除了变种易俗之外，一切自强的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此种论调瓦解民族自信力，显然是十分有害的，志士仁人于是力斥“白优黄劣”论之谬。章太炎说，人类乃进化的产物，“民生之初，东海、西海侗愚相若也”［15］。天演日进，民智日开，故就各国文明而言，人种并无高低优劣之分，其“血轮大小，独巨于禽兽，头颅角度，独高于生番野人，此文明之国种族所同也”［16］。具体说，东西隔绝，因有黄白之异，但欧西与华夏，无非“皆为有德慧术知之氓”。邓实也指出，中西民族同为地球之智种，没有理由因中国文化一时衰弊便将之归结为“其脑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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