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时期的文化民族主义所以集中表现为保教，一方面与康梁此期重在宣传西学、维新求变的取向有关；同时，也反映时人对文化问题的理解尚属肤浅。康有为以为西学无碍中学，而把中国文化的危机仅理解为基督教对孔教的冲击，就反映了这一点。因而此期的文化民族主义虽已抬头，却明显缺乏学理的成分。

进入20世纪后的辛亥时期，时移势异。经八国联军之役，创深痛巨，国人对帝国主义灭国的警惧与日俱增。同时，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理论也被大量引进，志士仁人无不大声疾呼：“今日而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中国，则吾中国乃真亡矣”［10］。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蓬勃兴起。康有为的保教论遭到了包括梁启超在内的多数人反对，成了明日黄花。章太炎认为保教云云不过是迂阔之论，泰西黠者让西土读孔子经书，也许更可加速中国之亡。问题首先不在教不教，而在国不国。人们摆脱了今文经学的思维范式，视野大为拓展，尤其是吸收了西方民族主义和文化人类学的某些学理，使文化民族主义不仅随*民族主义的勃兴而勃兴，而且愈形自觉。表现在时人多舍“保教”，而主“存学”，明确以复兴中国文化自任。

无论是革命派还是立宪派，都不仅感受到了民族的危机，而且还看到了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的一致性，相信文化危机是更本质更深刻的民族危机。他们认为一个国家所以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仅在于武力，更重要还在于有赖以自立的民族“元气”，这就是各国固有的“文化”。文化是民族生命的“内层”，国家及其法律、政府则是保护前者的“外层”［11］。清廷误国，列强进逼，“外层”实亡，中国文化自然岌岌可危。西方侵略者不仅致力于*经济军事侵略，更可畏的是还试图从文化上亡我中国：“其亡人国也，必也灭其语言，灭其文字，以次灭其种姓，务使其种如坠九渊，永永沉沦”［12］。一旦文化澌灭，民族“元气”尽消，中国所面临的将不仅是亡国，而且是亡天下，即陷于万劫不复的灭种之灾。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