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化民族主义的发展，大至可分为三个时期：戊戌时期、辛亥革命时期和五四前后。

戊戌时期，文化民族主义初露头角，集中表现为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欲立孔教与基督教抗衡。

康氏以为，倡孔教，不仅在于传布西学、主张变法，更主要的还在于抗衡基督教，维护中国文化上的统一。他说，西人东来，“彼奉教之国未灭亚洲耳，若国步稍移，则彼非金、元无教者比也，必将以其教易吾教耳，犹吾教本起中国，散入新疆、云南、贵州、高丽、安南也。以国力行其教必将毁吾学宫而为拜堂，取吾制义而发挥《新约》，从者诱以科第，不从者绝以戮辱，此又非秦始坑儒比也……仆每念及此，中夜揽衣，未尝不流涕也”［7］。他强调西学与西教是两回事，引进西学可以强国，但让基督教在中国坐大，却足以亡国。他因此提出了“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这正体现着维新派的*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的统一。此期梁启超与其师同调。他订湖南时务学堂学约，第十条便是“传教”，其中说：“孔子之教非徒治一国，乃以治天下，故曰洋溢中国，施及蛮貊，凡有血气莫不宗亲”［8］。所谓“施及蛮貊”是套话，但欲使国人“莫不宗亲”，即要在文化上维护国人的认同，与其师一样，却是真诚的。

康有为组织了圣教会，梁启超要设立保教会，康梁维新派的保教宣传虽受到一些人的反对，但其“保国、保种、保教”的主张列入了保国会章程，定为宗旨，在戊戌时期影响仍是很大的。在鸦片战争后的半个世纪里，反洋教的斗争接连不断，那是士绅领导下层民众的反侵略的暴力抗争；现在维新派倡孔教以与基督教相抗衡，显然是将问题提高到了文化反侵略的层面。宋恕在学术上与康异趋，主古文经学，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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