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附言：本文撰成待发期间，《历史教学》２００２年第１０期转载了朱维铮的《火烧圆明园之前发生的事》一文认为，“清帝居然不顾国际公法，竟在兵败如山倒之际，用偷袭手段，绑架应邀入通州进行停战谈判的外交使节和随团采访的《泰晤士报》等记者一行39人”。这些“英法外交官员和记者们，被投入比但丁《神曲》描绘的地狱还要恐怖的大清天牢，经受煎熬，不经炼狱便超生天国，不待说大有人在”。作为英国全权专使的额尔金，“没能保护外交官员、没能保护新闻界著名记者的生命”，“无论为了报复清帝绑架虐*质，还是为了掩饰英军劫掠清帝离宫别院的盗匪行为，额尔金坚持将它（圆明园等）摧毁”，因此，英军焚毁圆明园完全是咸丰帝“心愚而愎，计蠢而毒……玩火自焚……独出下策招致的恶果”。(p69-70) 

笔者认为这一“咸丰帝独出下策招致恶果说”同样有值得商榷之处。 

其一，如何认识和理解清廷虐杀英法外交官、记者、战俘等与国际公法的关系？ 

其二，英国外交官、记者、战俘等，在清廷刑部大牢是否遭受“比但丁《神曲》描绘的地狱还要恐怖”的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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