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叶尔羌贸易,臣等因该部落上年屡经遣使,恭顺诚切,加以抚慰。报闻。
巴尔蒂斯坦遣使一事还受到了国外学者的注意。埃伦·赛克斯和珀西·赛克斯在《穿过中亚的一些沙漠和绿洲》(Sykes, E and P. ∶Throogh Deserts and Oases of Central Asia. )中提到此事时写道∶“中国的威信在她光辉胜利之后,显然是很高的,而且促使了她的进一步扩展。吉尔吉斯人,先是中支,以后是小支,尽管他们同俄国人有联系,向中国人表示顺从并被接受。随后接踵效尤的还有浩罕、巴尔蒂斯坦和巴达克山等的国君。” [21]
据吴元丰先生核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乾隆二十五年至三十九年间巴尔蒂斯坦同我国交往的全部满文档案材料,包括该地首领若干波斯文呈文的原件。由于巴尔蒂斯坦的历史文书已在火灾和战争中毁损贻尽,当地人对这一段历史已一无所知。笔者所见当地学者有关巴尔蒂斯坦的论著与文章,对此均未提及。因此,这些档案文书的历史价值,不言而喻。对于巴尔蒂斯坦来说,更是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
经查,自乾隆二十五年至三十九年,除乾隆三十七年外,巴尔蒂斯坦每年都遣使至叶尔羌大臣处请安、贸易,叶尔羌大臣每次均有详细奏报,各种文书多达五六十件。这些文书内容丰富,反映了当时该地的情形及其同我国的友好往来。
现将乾隆二十五年的有关文书刊布于下,由吴元丰先生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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