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这一时期日本外交的主题是“脱亚入欧”，参见该书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99—245页。）到1893年，日本自恃国力显著增强，制定了“战时大本营条例”，决意伺机发动一场“以国运相*的战争”，“以期树立自己的国际地位”。同时，“为和列强平等起见”，它还把“为它的旅华臣民要求领事裁判权而拒绝给予旅日华侨以这种特权”，作为“对中国采取行动的一个特殊理由”。[8]（第十七章）
对比一下当时的中国，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曾给中国带来了“一变之机”，但它缺乏近代理性指导，并未提出国家发展目标，产业政策奉行“唯兵”、“重官”的方针，“疏于基本工业建设”，缺乏近代经济灵魂[9]（p.83）。文化方面缺乏近代文明整体观，*改革阙如。到中法战争前后，洋务运动更形迟滞。慈禧太后趁中法战争更换全部军机大臣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后，朝政更加拖沓和腐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日本甚至动用天皇“内帑”和大臣“海防献金”加速发展海军时，中国“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10]（卷三九，p.23）而建立起来的北洋海军，却因慈禧挪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而从1888年起停止了发展。清政府错过了中法战争后十年间较为有利的发展时机，使日本敢于发动战争，一举打败中国。
甲午中日战争是日本从明确的“脱亚入欧”目的出发采用“西洋人”的“办法”对待邻国中国和朝鲜的一次侵略战争。它通过这次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空前屈辱的《马关条约》，勒索巨额赔款，割占中国领土台湾，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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