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日会见曾纪泽时，便危言恫吓说，他提议的不是调停，如要成功，中国必须有“节制温和的态度”。曾纪泽表示他是按政府的训令行事，中国可以让步到允许法国在北越通商口岸驻扎部分军队。格兰维耳警告说，这并非让步。战争在日益迫近，如果法国人一旦开火，势将作战到底，清王朝和中国的崩溃亦非无可能。但曾纪泽并未吓倒，他严正指出：“清朝在面对敌人时，如果因循苟安，萎靡不振，那将会同样的危险。”（注：［英］季南：《1880-1885年英国对华外交》，第99页。）拒绝让步。格兰维耳见威胁无效，遂约瓦定敦于次日在瓦尔梅堡同曾纪泽会晤，但仍无进展。英国此次试图调停的努力归于失败。
英国此次调停所以失败，固然是由于中法双方条件相去甚远，除军事手段外难以息弥争端，但与英国的政策也密切相关。英国在法越战争前曾公开对法国的侵略扩张势头表示严重关注和不满，“法国的渗入红河流域被认为是对于英国计划上溯珠江，或在国内意见上更占重要的是由铁路经由缅甸以达云南的主要威胁。”（注：［英］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176页。）英国外交大臣格兰维耳对法国大使曾情不自禁地喊到：“占有东京是进入中国的腹部。”为此，英国通过舆论和官方接触，警告法国如一意孤行，战争结局只能是法国的军事失败，“这种失败，对于英属印度，对于俄国边境，当然不能不发生一种反响。”（注：中国史学会：《中法战争》第7册，第154页。）英国防遏法国野心膨胀之情，溢于言表。然而，英国在亚非地区与法国的争夺日趋激烈，英国决定采取某种外交补偿来求得法国在埃及问题上的谅解，越南问题便成为这种补偿的筹码，故对法国的侵略采取了外交沉默或纵容的态度。格兰维耳与瓦定敦谈话表示愿出任调停时说：“在中国问题上，法、英两国的一致行动，将是走向对于其它各点的谅解的第一步，并将便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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