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银几千有余元，致买药材还赁行之钱。既使病豁然而脱，大有名声。病人不远一千里而来，得医矣。传说此事者亲眼看医院之士民云集、挤拥，老幼男女如曦来。莫说广东各府厅州县之人，就是福建、浙江、江西、江苏、安徽、山西各省居民求医矣。儒农官员，各品人等病来愈去矣。（注：爱汉者等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04～406页。）
不难看出，中国人赞扬的是医生的伯驾，赞扬他*好众多的病人，把西医、西药、西术传入中国，培养了一些懂西医的中国医生。美国学者也认为，正是伯驾这些医学活动，使他“赢得了朋友”，“作为一个美国人而为人所知”。（注： George H. Danton, The Culture Contac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e Earliest Sino -American Culture Contacts 1784～1844, New York:1931, P.45.）
伯驾经营广州医局达20年之久，一直到他从政，医局业务交由另一位美国传教士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主持。 （注：梁碧莹：《嘉约翰与西医学在中国的传播》，《中山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在他的主持下，医局逐渐成为初具规模的西医院，并正式命名为博济医院。这所被誉为“中国新医学发达的始源”的医院，直至19世纪末不仅在广州设有总局，也在广东地区设有分局，还培养了一批华人西医，诊愈病人无数。此外，晚年的嘉约翰又在广州芳村创建了一所精神病院，1898年落成。这不仅是广东“空前独有之举”，也是中国第一所“疯癫医院”。开办以来，留医人数前后不下三四千人。显而易见，传教士在广州开办的医院在广东影响甚大，它对中国新医学有着特殊的贡献，在西医移植中国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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