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外交代表即公使、大使而言），如果接受国认为派来的使节不合适，可以拒绝接受。可是，长期以来，清政府并不知道此一国际惯例，俟清政府派驻驻外使节时方才知悉，因思所以挽救之方。1879年，巴西提出与中国订立条约的要求，清政府命李鸿章主持其事，李鸿章委派熟悉详情和国际法的马建忠和郑藻如与巴西代表谈判，于1880年9月签订了《中国巴西通商条约》，其第三款规定，两国互派的使节“必须奉到驻扎之国批准*方得视事”（注：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395页。）。李鸿章对此说明如下：
从前中国与各国立约，因不知西例，皆未议及此层，是以各国派来领事，我竟不能过问，中国派赴各国领事，则须该国准认乃得充当，殊于体制有碍。今特于巴西约内添入，俟开办时，拟由总理衙门即将批准*咨送南北洋大臣发交各关道转给，俾示维系。……以后他国换约修约，咸知办理，近情而又逼于公法，或可冀其仿行，不致相率坚拒。（注：《清季外交史料》，卷22，页24。）
但是，李鸿章的这种美好愿望不会很容易地变成现实，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巴西仅是一弱国，中、巴间的条约无力讽示英、法、俄等大国。
又过了近10年之后，1890年英国提出在新疆喀什噶尔派驻领事的要求，薛福成认为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建议趁此机会，以国际惯例为依据，一力坚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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