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船炮非外夷之敌，与其旷日持久，何如设法羁縻？ 

穆宗同治年间，湘军统帅曾国藩曾上奏疏，主张对外不抵抗，一味忠实于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的屈辱条约。他在奏折中说： 

道光庚子（二十年，1840年）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皇上登极以来，外国盛强如故，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更改，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 

李鸿章完全继承了上述人的衣钵。他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祭起了“以夷制夷”的法宝，自己完全倒向了俄国，企图以出卖国家利益来换取俄国政府的调停，来牵制日本帝国主义。可见，此时的清廷决策者们已把“以夷制夷”变成了投降帝国主义列强、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代名词了。 

不过，要说李鸿章完全没有“师夷”以自强的愿望，倒也委曲了他。如所周知，李鸿章是近代中国洋务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他和其他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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