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具体表现在依靠英国向法国求和。1884年6月战争开始时，李鸿章就明确表态，中国不可轻易言战事，只能跟法国虚与委蛇，然后寻机筹划应付的办法，实际上就是求和。当年10月，他又按照西太后的旨意，请求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从中调停，由赫德派其属员在巴黎与法外交部秘密磋商议和条款。1885年3月，中国军队在70岁的老将冯子材的率领下，取得了镇南关、凉山大捷。法军战败消息传到巴黎，法国议会大哗，内阁倒台。此时，中国军队士气高涨，正欲进军河内，把法国侵略者赶出越南之时，清廷却于4月初与法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天津条约》，中国“不败而败”，将自己的西南边疆的门户拱手让与法人；而法国侵略者却“不胜而胜”，心满意足地侵占了越南，作为调停者的英国在华地位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的“以夷制夷”，是他在西太后的支持和纵容下，主要依靠欧美列强、尤其是俄法等国，向日本帝国主义求和，因此这种策略的本质得到了最充分的暴露。从1894年朝鲜东学道起义而引起的中日交涉始，李鸿章就没有作到知己知彼，尤其是对日本政府蓄谋挑起战争的侵略本质没有丝毫清醒的认识，所以也就根本未把主要精力放在备战上，而是企图依赖西方列强的调停息事宁人。他请英国出面调停，幻想英国能够“带铁甲快船赴日责问，勒令撤兵”。一个中国近代史上的资深外交家，竟有如此幼稚想法和卤莽举动，实在令人惊讶。自然，这也引起了光绪帝的高度重视。光绪帝立即对李鸿章下旨切责：
日人挟制朝鲜，倘致势难收束，中朝自应大张挞伐，不宜借助他邦，致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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