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赖西方列强以求和；为了求和而“被迫放弃幻想”，在清朝历史上“破天荒地第一遭”向皇帝索取权力，以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这确实就是李鸿章和他的主子西太后“以夷制夷”的本质。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引起朝野许多有识之士的强烈不满和愤怒抗议。1895年8月江西道监察御史王鹏运，在一份奏折中激烈地抨击了李鸿章及其淮军在战争中的罪行，这实际上是对李鸿章“以夷制夷”策略的最好控诉。他说： 

查自倭接仗以来，各军尚有一矢之遗，淮军除聂士成外，无不望风奔溃。现在刑部囚系候决之龚照玙、叶志超等，无一非淮军宿将？其足恃与否，视诸军为何如？ 

且淮军之溃，其故非独不能力战也，请以当日情事揆之。淮军简练有素，饷足械精，何至不足一当倭奴？特以李鸿章有“可守则守，不可则退”一言，是以前敌诸将，相率倒戈，竟敢置朝廷安危于不顾。故淮军之不能与敌战者，其患犹浅；淮军之不敢与敌战者，其患更深。盖自李鸿章授任北洋，垂三十年，所部淮军，知有李鸿章而不知有朝廷，已非一日矣。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和北洋海军的覆灭，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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