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驻在北京的沙俄公使喀西尼更通过璞科第结交首领太监李莲英，通贿于西太后也极表赞成联俄。这样，从刘坤一、张之洞、翁同龢到光绪、西太后，从不同的方向走到了一起，都主张联俄。有了这种舆论作坚强后盾，李鸿章的腰板更硬、更直了，说话也就更粗了，并推动着其“以夷制夷”的策略的继续实施。但是，他们之中无论是谁，也不会想到，靠俄国的力量抵御外侮，只是自己一厢情愿之事。实际上，他们的联俄主张，正适应了沙俄征服中国的需要，为其提供了勒索“借地修路”的大好机会。
1896年5月26日，俄政府在莫斯科将举行新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届时将有许多外国的首脑和头面人物出席庆贺。于是，维特和沙俄政府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实现自己“借地修路”的未遂愿望，并为此精心设计了一个圈套，引诱清廷上钩。
这次又是维特首先上阵。他亲自出面，约见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要后者转告清廷，要清廷派专使前来祝贺。于是，许景澄于1895年11月中旬（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底），致函清总理衙门，其中说：
俄主加冕日期，传称在明年俄历五月中旬（即中历四月初旬），欧洲各国或其主自至，或遣亲藩暨大臣为专使，如期咸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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