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伊犁，并拒绝叫还中国。1878年，清廷授予崇厚“全权大臣便宜行事”头衔，往俄京城圣彼得堡索还伊犁。岂料，崇厚是一名糊涂外交家，与俄政府谈判后，虽然索回了伊犁，却付出了割让大块土地和高额赔款的代价。消息传到北京，朝野舆论大哗，纷纷要求改约。但李鸿章却大唱反调，声称：
此次崇厚出使，系奉旨给予“全权便宜行事”字样，不可谓无立约定议之权，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
这就是说，只要“稍让与俄”，维持崇厚所订协议，才能取得俄国援助。正如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所说：
他（李鸿章）始终玩弄“借夷制夷”政策，向对方出让权利，诱起强国互争，最后向更强者提供报酬，自己得保存淮系集团势力。
再从当时朝野舆论来看：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朝野上下一时没有觉察到沙俄帝国主义险恶的阴谋，反为其在三国干涉还辽的“侠客”行为感激涕零，所以联俄以御外侮的言论充斥朝野。如1895年7月初，两江总督刘坤一在得知日本割占辽东半岛和获取二万万巨额赔偿后，立即给清廷呈上一份“联俄拒日以维全局”的奏折。他在奏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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