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清朝建立以后，顺治年间，法国、荷兰来华“互市”；康熙年间，英国、葡萄牙等国来华“通市”；乾隆年间，美国来粤“互市”。这些已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对外开拓商品市场、扩大殖民地，无孔不入、惟利是图。他们的商人所到之处，都留下不好的名声。“吝啬、卑鄙、粗俗和贪得无厌占了主流”（注：《鸦片战争与林则徐史料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17页。）。而那些来华的传教士，除方济各、利马窦、南怀仁之外，“大多数人除了无知、野心勃勃和耽于声色之外就简直是一无所长。”（注：《鸦片战争与林则徐史料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17页。）外商从事鸦片*贩卖后，更给中国官员留下了恶劣的印象。“乖谬狡黠”、“诡计多端”、“贪利桀骜”被视为“各夷常性”。由此，造成朝廷上下更加鄙视“夷人”，认为要训服叵测的“犬羊之性”，甚至不惜将他们逐出国门之外。广州当局在商馆前对一名中国烟贩实行绞刑，就是这种鄙视、憎恨外国商人的心理表露。“杀鸡教猴”，带有教训“外夷”的意味。
有不知“夷情”，不识大势的原因。由于不知“夷情”，所以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了英国的实力。清政府若是知道世界通商大势，在通商贸易上让步，不打出封关绝市的“王牌”，甚或允许更加扩大贸易（以禁鸦片贸易为交换条件），那么就有可能避免武力冲突的灾难。可惜，清政府的决策是建立在自己是强者、“不怕打仗”的认识基础上，所以态度欠妥、做法生硬。当时对英贸易，曾有过三次“封舱”：嘉庆十三年（1808年）、道光九年（1829年）“因该夷人滋事封舱”；道光十四年（1834年），因来华任商务监督的律唠啤“不遵法度”具禀，照例封舱。道光十九年（1839年）是第四次封舱。因有前面三次封舱先例，且封舱后英商都表示“改悔”、“照常恭顺，恳求贸易”，所以清政府以为英国“不能不与中华贸易”，封舱以示“惩儆”，使之知“畏惧”（注：梁廷枬：《粤海关志》（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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