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七，页二十一至二十二。）。没有料到第四次封舱导致“衅端”的严重后果。这既是他们不知夷情、不识大势的结果，又是他们凭经验、按常规旧例解决新问题的恶果。当时，若知己知彼的话，完全可以把禁鸦片贸易、惩凶和保持正常的贸易区别对待。在惩凶问题上，以停止贸易相对待，虽然起到报复、制裁的作用，但还是没有解决惩办凶手问题。
综上所述，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的对外态度是落后和不足取的。这种态度不利对外友好交往和发展对外贸易，不利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外人要求改善外交关系、扩大贸易，是世界大势所趋。清政府应该看到世界的变化，认清形势，适时进行外交、内政调整和改革。可惜没有这样的转机。英国侵略者终于用大炮迫使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达到他们占领香港、扩大对华贸易、取消公行制度、自由贸易、与中国官员用平行礼节等要求。这时，与英方谈判签约的耆英、伊里布、牛鉴才在奏折中称：“臣等伏思该夷所请各条，虽系贪利无厌，而其意不过求赏马头、贸易通商而止，尚非潜蓄异谋”（注：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五），中华书局1964年3月版，卷五十八，页2262-2263。）。这种认识，一为时已晚，二不全面。因为通过《南京条约》，英国侵略者已不仅仅得到“求赏马头、贸易通商”权益，而且获得了赔款。在续签的附约中还攫取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等侵略特权。
清政府所持封闭式的对外态度，未能很好处理对外交涉中发生的问题。他们对近代化的外交是陌生和无知的。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