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注:《鸦片战争与林则徐史料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123页。)。1840年1月,澳门的《中国丛报》刊载时事评论文章说:外国政府的意向和愿望,希望“以一切可以运用的方式,去追求和争取实现三个主要的目标:禁绝鸦片买卖;建立起合法的贸易;保持和平。……假如鸦片的贩卖被作为一件罪恶的事情而被放弃,假如经过妥善调节的贸易被大加扩展,以及假如继续保持和平和友好的交往,那么有谁不会为此而欢欣雀跃!”(注:《鸦片战争与林则徐史料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134-135页。)这说明,通过谈判,是有可能解决非法的鸦片贸易问题的。
对惩凶问题,也可以与英国商务监督义律商议解决。从义律对此问题的态度看,如“悬购告犯之赏”、拘押了五名嫌疑犯、拿钱抚恤死难者林维喜家属、乡亲等,说明他没有回避此问题,是有商谈基础的。
由于中英之间的具结、惩凶问题上的意见没有很好沟通和商谈,终于闹成僵局,激化了矛盾。魏源在事后写的《海国图志》中指出,当时没有很好把握住“与夷约”的时机,是“机会可乘反以过急失之”。
又再次,通商问题上的轻视和限制,阻碍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影响了中外关系。发展对外贸易是西方国家富强的成功道路。清政府对通商的轻视和限制,不仅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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