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派遣来华的使者、代表来说，强求使用“禀帖”形式就显得不平等。英国派遣来华的商务监督义律因此很不满。他致函英外交大臣巴麦尊说：“我下定决心负起在‘禀’字之下进行通信的责任，因为我感到，在缺乏真正强迫的必要的时候，指望这个政府同意在这一点上让步是徒劳的”（注：《鸦片战争与林则徐史料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331页。）。英国国内舆论也认为这是对其国家的污辱，鼓吹要用武力迫使清政府改变态度，“强迫中国方面让步”（注：《伦敦东印度与中国协会致巴麦尊子爵》，《鸦片战争》（二），第652页。）。英国人叫嚷说：“现在极应当以武力向中国要求‘恢复名誉’了。很久以来，它遭受了各种的侮辱，它屡次遣派使节，赠送礼物，以争取友谊，而毫无结果。当遭受损害之后，屡次尝试以和平的、提意见的方法，求得解决，而尽归无用。它的使臣被拒回了。它的礼物被认为是贡物。它的忍耐被认为是畏惧。……对于中国和对于一切软弱的政府一样，勇敢地施用武力，可以收到意外的效果”（注：《英国蓝皮书》，《鸦片战争》（二），第662-663页。）。
再次，不利中外意见沟通，不能通过对话很好解决争端。由于中外交往的限制，外商、外人要与官府通信、通公文、交换意见非常不便。会见更是难上加难。清政府的态度，给外人的印象是：“一方所给的是怜悯和施舍，另一方除了感激和服从之外不得他求”（注：《鸦片战争与林则徐史料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176页。）。这是世界资本主义时代难以容忍的。由于沟通少、对话难，对争端问题未能有效谈判、协商解决。据1840年8月《中国丛报》载：在厦门开战前，英海军司令要交一封信给水师提督或厦门的最高官员。同时送一份关于持“白旗”的含义的文告。文件好不容易送交驻守在海边的清朝士兵手里，清朝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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