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对外商和外国水手夹带鸦片来华问题，除依法缉私外，完全可以与各有关国家谈判、协商解决，签订协议或条约，而不用不适宜用于对外关系中的甘结形式。当然，谈判要双方各自在某些方面有所让步，才能有成效。如清政府可以在扩大对外贸易、取消某些限制方面作出让步，以取得各有关国家对中国禁烟的合作和支持。有迹象表明，这种做法才是外国所可能接受的。外部舆论指出：“中国对外自由交往一贯持敌对的政策，不管这种交往是如何友好和有益。这里面有早就应予纠正的错误。与这个帝国有着广泛贸易关系的西方国家，早应该用文明的和*的契约，与她建立和调整那些关系”（注：《鸦片战争与林则徐史料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209页。）。1839年伦敦出版的《鸦片罪过论》（地尔洼著）中建议：对鸦片贸易，英国政府“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尽最大的努力去制止这种可恶的贸易，同中国政府和地方当局以最友好的态度真诚合作，采取一切措施，使他们的国家能从鸦片的毒害中解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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