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舍舟山而取香港，义律的因素占有很重的分量。义律最初是以舟山作为占领地方案的提出者和强烈主张者。战争爆发后，英军的军事行动一般说来是顺利的，但与战前的设想已有距离（战前，英国的某些决策人物曾狂妄设计以一艘主力舰，两艘巡洋舰加上几只武装轮船就把从北京到广州长达一千多英里海岸整个封锁）［①⑧］。特别是攻占舟山后，要分重兵把守；岛上居民“数万人”因战乱内渡，留岛居民也坚壁清野，使侵略军的给养发生困难；还对英军进行骚扰，抓捕了英军数十人，使其兵力只敢龟缩于岛上很小的区域，兵员也骤形短缺，英初占舟山的军队近３０００人，后只剩１２００人，难以多头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①⑨］。在义律和琦善的初步会谈中，清政府对舟山被占十分敏感，会谈伊始，琦善就指责英军占领舟山是“非常错误的”，“皇上不可能割让”，并始终把归还舟山作为适当接受英方条件的最主要的前提，琦善的意思很明确，某些问题可以让步，舟山却没有商量的余地［②⑩］。中方的这一立场使英方代表明白永久占领舟山的计划势必遭到清政府强烈的反对，莫如将其当作讨价还价的筹码，在其它方面获取更大的利益。这都不能不使身处前线的义律等人修改原来的战略意图，以有限的兵力实现有限的目标。１８４０年９月２９日义律在给巴麦尊的信中表述了这种观点：“如不进一步扩大战争”，就不可能全部实现英国的既定战略目标。而义律心底的想法是，战争进行到这样程度已经可以，政府战前规定的封锁珠江、占领舟山、白河投书三个战略步骤已经完成，政府原定的战略目标又过分庞大，应该收缩。义律反映的是当时侵华军重要头目的普遍看法，１８４０年１０月５日，懿律在给两广总督伊里布的信中写到：“归还舟山的问题并不困难，但舟山问题必须和其它一些问题共同解决”［②①］。这里，还必须提到一个对华战争有重大发言权的人物：奥克兰。身为英印总督，他担负着为侵华军组织兵员，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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