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之相反的另一种情形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六、七十年代以来，以日本开其头，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如韩国、香港、台湾、新加坡先后出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被誉为亚洲“四条小龙”。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由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经济开始腾飞，亦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有人从文化的角度环视这些国家和地区便发现：这些都是汉文化影响所及的国家或地区，或者说属于汉文化圈。他们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作为汉文化思想主体的儒家思想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发展。接着出现了对儒家思想的尊崇和对汉文化的提倡。战后，东亚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不能说与儒家思想无关，但此种思想的闪光也应当是有条件的。如果没有战后特定的国际环境和这些国家内部的主客观因素，恐怕也难出现经济的起飞。在儒家思想发源地的中国，要是没有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推行，今日经济如此快速增长的局面亦恐难形成。只有当一定的条件形成后，儒家思想方能放射出光辉，影响或促进经济的发展，巩固和扩大原有的条件。
中国有优秀的文化传统，是儒家思想产生的土壤。有此文化底蕴，在历史上造就了中国的强大和繁盛并一度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在同样文化根基上的中国，近二、三百年以来，又逐渐地落伍了，直至近代，成为被列强宰割的贫弱之国。同一个文化传统，为何会有两种结局呢？这是值得反思的。同样，在中国近代对外关系中，以儒家思想为思想理论基础的外交战略在实施中，有成功，也有失败，失败的情形又不尽一样。这是为什么，也是应当反思的。
优秀的传统思想与为这种思想发出闪光的条件是互为作用的。当我们尊崇并提倡某种优秀的传统文化时，更应当为此种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发挥其潜能，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人们享受更高度发展的文明而努力创造条件。这大概就是我们探讨此问题应达成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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