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是中国传统制度向近代制度转折的肇始期，它从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开始了中国近代化的艰难转轨。中国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逐渐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制度在清朝末年已难以为继，不得不参照西方近代财政体制进行改革。清末财政体制改革的酝酿和展开，推动着中国近代财政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因此，清朝末年中国传统财政思想亦开始了近代转型的历程。目前，学术界尚无研究清末近代财政思想转型的专题学术论著，有些论著虽有涉猎，但都语焉不详。本文主要从预算思想和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思想两个方面管窥中国财政思想早期近代化的历程。 

　　　　一、西方预算思想的传播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很早就出现了国家预算制度和国家预算思想，但立足于农耕文明和封建专制制度之上的中国古代预算和预算思想只能算是国家预算和预算思想的萌芽。因为：第一，统治者个人的财产、生活收支与国家财政的收支没有严格的区分，财政收支往往因皇帝或大臣的随意性而变化，因而不可能有完整系统的国家财政管理制度来规范皇室财产、生活开支与国家财政收支活动。第二，由于商品货币关系尚不发达，不可能对国家财政收支事先进行详细的计算。第三，古代专制社会财政收支及财政监督之权均操之君主，国家财政的收入和支出没有严格的程序和手续，更没有审批的机关。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论述财政收支规模、结构的较多，而对预算的完整性、公开性论述不够，特别是让广大纳税人行使决策、监督权论述不够。可见，没有近代民主政体就不可能有严格意义上的国家预算制度和思想。中国近代预算思想和预算制度不是从中国社会内部自发产生的，而是伴随着近代西潮东渐而从西方舶来的。 

　　早在19世纪末，一些曾经到过西方的中国人（主要是清廷驻外使馆人员和留学生及个别赴国外旅游的人）和在华传教士就在他们的著作中开始片断地向中国引入西方预算知识，有些人还主张仿效西方，建立中国的近代预算制度。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企业家郑观应在其1893年刊行的名著《盛世危言》中建议颁行“度支清帐”（即国家预算），他说这是中外各国“通盘理财之法”[1]。曾任驻日本公使馆参赞和驻美国旧金山领使馆总领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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