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在其1887年定稿、1895年刊行的《日本国志》中介绍了西方的预算制度:“泰西理财之法,预计一岁之入,某物课税若干,某事课税若干,一一普告于众,名曰预算。及其支用已毕,又计一岁之出,某项费若干,某款费若干,亦一一普告于众,名曰决算,其征敛有制,其出纳有程,其支销各有实数,于预计之数无所增,于实用之数不能滥,取之于民,布之于民,既公且明,上下孚信。”[2]
值得注意的是,黄遵宪在这里将英文“Budget”一词直接译为“预算”,这是迄今所见汉语中第一次出现“预算”这一词汇。《日本国志》一书取材于日本,该书作者在日本担任驻日本公使馆参赞长达5年之久。可见,就像中国许多现代经济名词转译于日文一样,“预算”一词亦是从日本舶来的。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期间所作的《日本变政考》中,主张仿效西方,实行预算公开。他说:“西泰国计,年年公布,有预算决算之表,……今吾户部出入,百官无得而知焉。……是益以愚我百官而已。与民共者生爱力,不与民共者生散力。”[3](P109)光绪帝采纳变法人士意见,诏令改革财政,编制预算决算,此诏固随变法失败末及施行,而“预算”一词却因此为人们所习知。
与此同时,不少来华外籍人士(主要是传教士)也注意到中国的财政问题,他们引述日本或俄国实行预算制度以证明清政府也可以采取预算制度。如1896年某英人曾撰《驻日本英使预计日本度支》一文在中国发表,文中提及“预算”这一财政名词。美籍来华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也在其文中一再提及预算一词[4](P151)。
大体说来,19世纪末中国思想界对于西方预算制度的介绍仅停留在常识的水平上,未能进入到理论领域。20世纪初,随着大批留学生走出国门负笈东洋,中国对西方的预算制度和预算理论了解的人越来越多,认识也不断深化。与此同时,清末预备立宪将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尤以建立国家预决算制度作为财政改革的重点。预决算制度改革实践的需要,也推动着当时思想界预算思想的系统和深化。
1904年11月29日《时报》发表该报记者所撰的《论今日宜整顿财政》一文,对西方预算制度作了较全面、深入介绍。
该文指出:“财政之最要者,莫如预算……国家愈文明,则其岁出岁入之费愈多,则其预算之法亦愈精密。预算有岁出岁入。今日吾国之所宜讲求者,莫如先筹岁出;岁出有单预算,有复预算,吾国之所宜讲求者,莫如单预算。所谓单预算者,合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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