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税与地方税是相互依存的对立统一体，没有国家税就没有地方税，同样，没有地方税也就无所谓国家税。对于这一点，度支部在1910年9月5日的一个奏折中提出的看法比较符合实际：“国家税与地方税，名义虽分，征榷则一……地方税……自非与国家税同时厘定，则地方税即恐无所依据以为准则。”[9](P1057)宣统三年正月十四日（公元1911年2月9日）度支部在《试办全国预算拟暂行章程并主管预算各衙门事项》折提及国家税与地方税的划分：“中国向来入款，同为民财，同归国用，历代从未区分，及汉之上计，唐之上供、留州，但于支出时区别用途，未尝于收入时划分税项。近因东西各国财政始有中央、地方之分，然税源各别，学说互歧，界划既未易分明，标准亦殊难确当。现既分国家、地方经费，则收入即不容令其混合，业经臣部酌拟办法通行各省，列表系说，送部核定，并于预算册内令将国家岁入、地方岁入详究性质，暂行划分。”[9](P1044-1045)该折所提到的国家税、地方税划分办法制定于1911年1月间。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公元1911年9月30日）度支部在一奏折中提到该部已经开始正式厘定国家税、地方税章程，准备送内阁复查后，交资政院审议。 

　　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央集权大国，中央政权和各级官府权力在社会底层往往鞭长莫及。因此，在中国基层社会很早就形成了一些自治性组织，如《周礼》所载之乡遂制度，秦之什伍，汉之县亭，两晋六朝之邻里，隋唐五代之邻保，宋元之保社，明清之保甲。但这些地方自治组织从根本上说，是族治、绅治，是族长、地方士绅等联合而成的长老之治，与西方社会中，由市民阶层意识萌发来的、强调公民有平等参预权力的地方自治有根本区别。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资产阶级维新派、立宪派等的推动下，中国出现了一股近代地方自治思潮，其目标是建立类似西方的地方自治*体制。在实行地方自治制度的国家，法定由地方居民选举产生自治机关，由自治机关管理地方事务。为保障地方自治体制的运作，有必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地方财政体制。20世纪初，不少人从地方自治的需要出发，呼吁划分国地两税，还有人翻译出版了《地方自治财政论》这样的译著。 

　　由于清政府在推行预备立宪后仅仅过了几年就寿终正寝，清末清政府所规划的有关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改革仅开端绪，许多改革方案仅仅只是纸上谈兵。 

　　　　三、清末近代财政思想综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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