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上说17世纪以前，我国的财政思想发展水平与欧洲比较总是领先的。从17世纪开始，中国封建经济和*发展的长期裹足不前，财政思想发展亦乏善可陈。而此时期的欧洲已突破中世纪的藩篱，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发展突飞猛进，近代财政思想体系日臻完善。从世界范围看，曾屹立于世界财政思想之林的中国财政思想由于明清时期发展的长期迟滞，其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 

　　1840年的鸦片战争，给对外部世界深闭固拒的清王朝以巨大的冲击。英国的炮舰不仅粉碎了清王朝的武装力量和冲破了天朝闭关自守的经济大门，也在思想意识领域引起了第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变化，从此开启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程。19世纪40～50年代，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尚停留在林则徐、魏源等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孤独呐喊，并没有付诸实施，传统的经济思想和财政思想仍居绝对支配地位。19世纪60～90年代洋务派在“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把向西方学习推进到实践的层面，从此中国工业化和近代化蹒跚起步。这一时期中国向西方学习主要停留在经济方面，*体制包括国家财政体制并未根本触动。但由于国门开启，一批先进的中国人有机会通过各种渠道开始观察和了解近代西方近代财政体制和财政理论，认识到中国有必要学习西方先进的财政制度和财政思想。从此，中国人逐渐接触西方近代财政理论，中国财政思想在内忧外患中开始了历史性嬗变。由于他们自身知识结构和视野的局限，也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体制落后的制约，他们对西方财政制度和财政思想的介绍只是片段的，有的甚至是错误的，未深入到理论领域。但他们作为中国现代财政思想的先驱者，其创荆辟莽、前驱先路之功是不应抹杀的。 

　　20世纪初，清政府在*体制领域开始移植西方君主立宪政体，这场*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引入西方近代财政体制，实行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和建立预算制度。财政改革实践的需要，推动着财政理论研究的深化。加之当时国内出现留学日本的留学潮，大批青年学子负笈东洋，使他们有机会亲眼目睹近代资本主义财政体制，有条件大量接触近代西方财政学文献。正是在以上因素的影响下，清末最后几年，近代财政思想通过日本大量输入，从此中国财政思想改变了原来新旧财政思想并杂难分伯仲的局面，中国传统的财政思想在与外来的财政思想的斗争中败下阵来，变成仅供人们怀系的古旧陈迹，西方近代财政学说开始独霸财政学讲坛。当然在一个旧的经济关系尚未完全瓦解而新的经济关系尚未完全形成的社会中，骤然引进一种新的财政思想，有一个适应和消化过程，不可能对引进的外来财政思想很快地提出新的发展和创见，大多只是亦步亦趋学习西方财政理论。但这些财政思想是中国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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