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话的基本观点是：西方预算有收入预算和支出预算，而支出预算又分单预算和复预算，中国应仿效西方先对支出进行单预算；建立预算制度，必须同时进行行政机构改革。此一预算制度改革必须首先进行行政体制改革的思想是颇有见地的。 

　　1906年11月6日《南方报》刊载《论中国于实行立宪之前宜速行预算法》一文，对西方预算制度作了有一定理论深度的介绍。该文认为政府在财政方面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就必须建立预算制度取信于民，接受百姓监督：“所谓预算者，国家预定收入、支出之大计划也。盖国用之收入，收之于民也。收入自民，故不能不求民之允诺，不能不示以信用。预算者，示民以信用之契据也。国用之支出亦以为民也，支出为民，故不得不邀民之许可，欲民许可，不得不受其监督。预算者，授民以监督之凭证也。”关于如何建立预算制度，该文认为，关键在于区分经常预算和临时预算及确定预算权限：“预算之要点，全在经常预算与临时预算之分，而特别会计所以备要事特定之用，追加预算所以备意外无定之供，又有预备以为之补助，则组织之机关于是乎备。而预算案编成之权限其要点在发案权与定议权之分。发案权属于政府，定议权属于议会。政府对于预算费常有要求增加岁入之意，议会对于预算费常有要求核减岁出之心。”这里作者认识到预算的编制权属于政府，议定权属于代议机构议会，它们之间相互制衡、互相监督，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同凡响的见解。可见，预算制度只有在立宪政体确立之后才能建立，而当时中国立宪政体尚未确定，该文认为，在此状况下可以采取渐进式改革方式，先由政府编制预算，然后由国民公举代表审查预算，再过渡到议会审查预算，逐步完善预算制度：“预算之法，须经宪法规定，议会协赞。今我国宪政未行，议会未立，果将依何法以行预算乎？不知预算之发案权既操自政府，则凡所有收入支出各款，经常、特别各项必须报告全国，自不致有出纳极滥之弊。即使编成之预算案，我国民有不能承认者，议会虽未成立，而既有议定权之性质则监督财政为应尽之义务，我国民自可公举代表，向政府要求增损，初不必俟宪法颁布，而始行预算之法也。”[6] 

　　1907年4月21日，《时报》发表《论国民当知预算之理由及其根据》一文，对为什么要制定预算及预算性质作了理论分析。该文介绍了西方有关预算本质的三种学说，即法律说、财政委任说和行政责任免除说：“关乎预算性质之学说东西学者议论纷歧，有以预算为纯然一种法律者，盖谓其经议会之协赞，经君主之裁可乃公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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