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朱新繁《中国资本主义之发展》一书的统计为17处，较之孔庆泰的统计多了南京、河口、思茅三处，少了吴淞一处（注：朱新繁：《中国资本主义之发展》第180—187页，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版。）。漆树芬《经济侵略下之中国》一书的统计为16处，较之孔庆泰的统计多了奉天的葫芦岛和南京两处，少了吴淞一处（注：漆树芬：《经济侵略下之中国》第16—20页，三联书店1954年版。）。此外，被学者列为“民国元年以前自行开埠”的通商口岸还有江苏的浦口、天生港以及广东的香洲三处（注：王树槐著：《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1860—1916）， 〔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48）第84—87页，1984年6月版；何志毅：《香港开埠及其盛衰》，《广东文史资料》第46辑第9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杜语：《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第68页附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未刊博士论文，1995年印制。案：杜文承姜涛先生借阅，谨此致谢。）。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若不作考辨，但以“榜上有名”为断，曾被学者列为晚清“自开商埠”的城镇为23个。其中，南京和长沙不是“自开商埠”不应再有争议。河口、思茅则系依1895年6月20 日中法《续议商务专条附章》之规定开放，其不属于“自开商埠”亦不难断谳。真正容易引起争议的只有吴淞、浦口、公益埠、葫芦岛四处。吴淞系一业已奏准“自开”的商埠，分歧在于是否正式开埠，即是否宣布“开张”与实际做生意之分别。宣布“开张”已否虽不得而知，生意则已经在做了。因此，称吴淞为“自开商埠”并非毫无理由。浦口、公益埠、葫芦岛三埠之争议则系因“改朝换代”而起。盖此三处开埠之议均起自清末。葫芦岛系1908年由东三省总督奏准开放，但事情几经周折，直到1914年方由北洋政府之国务总理熊希龄宣布开埠。公益埠是由两广总督张人骏于1908年批准开埠的，然其开办时间却推迟到了民国元年（注：葫芦岛、公益埠开埠的情况参见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41—48页“商埠表”，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浦口开埠之议始于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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