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没有出现对最惠国条款的片面性的批判。到洋务运动中后期，随着重商主义倾向的发展，对外贸易的重要性越来越被强调，“商战”的呼声越来越高。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主张修改海关税则以实行保护关税政策，认为“须减内地出口货税，以畅其源。加外来入口货税，以遏其流”。他主张“其或某国重收本国某货之税，则本国亦重收某国某货之税以相抵；某国轻收本国某货之税，则本国亦轻收某国某货之税以相酬报。”［①⑦］尽管郑观应提出了对歧视性关税的报复措施，但还未提出双方最惠国待遇问题。
清政府的外交实践也表明了这一点。如前所述，１８６８年的中美《续增条约》是蒲安臣擅作主张订立的，并不能说明清政府对要求双方最惠国待遇的认识。到１８７１年，曾国藩在清政府与日本谈判缔结中日《通商章程：海关税则》时指出：条约中“尤不可载‘后有恩渥利益施于各国者一体均沾’等语”。曾国藩认为：“逐条而备载，每国而详书，有何不可？何必为此简括含混之词，坚彼之党而紊我之章。”［①⑧］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主张给予各国特定的最惠国待遇，反对给予各国一般的最惠国待遇。同时，曾国藩也没有提出要求日本给予中国对等的双方最惠国待遇。
甚至到辛丑条约订立后谈判和各国的商约时，清政府最关心的还只是开放口岸、税则及其施行、裁厘、传教等问题，并不关心是否取得双方最惠国待遇。如１９０２年谈判中英商约时，总税务司赫德在修约节略中就已提出，在修订商约中应加入“若他国人民在有约之某国别有润及之处，中国人民无不同获其美等语义”［①⑨］。清政府没有重视，以至１９０２年的中英商约没有解决中国与英国的双方最惠国待遇问题。
这些都表明，从经济上看，最惠国待遇的片面性特质在当时对中国的危害并不是严重和明显的，就最惠国待遇的特性进行分析，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对中国造成危害的，是最惠国条款本身、它的均沾性本质，而不是这些最惠国条款的片面性。清政府对取得双方最惠国待遇的冷漠，则既反映了清政府主权观念的淡薄，也反映了当时中国经济，特别是对外贸易的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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