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由于中国长期积弱不振，不平等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对中国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这种危害发生在*和经济等各个方面。从经济上说，中国如欲提高关税收入则已受协定关税的限制，若中国或主动或被动地给某国以某种优惠，列强均可一体均沾。中国近代的最惠国待遇还制约了中国与各国单独“协定”关税的权利和活动。这些都给中国的外贸和经济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害。从*上说，最惠国待遇使列强有利均沾，利益攸关。不管列强相互之间有多少矛盾，在攫取中国权益的时候则一致对华。参加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外交谈判的广东布政使黄恩彤当时曾说：列强“在西洋则不无蛮触之争，在中国则隐有辅车之势”［②⑩］。不平等条约的最惠国待遇使列强结成了侵略中国的“神圣同盟”，这又使中国的外交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有的学者认为，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以前，清政府之所以轻易出让最惠国待遇，原因之一就是出于“以夷制夷的心理，既然开了先例，不妨统统给予，让其互争高下，借以居间控制”［②①］。这一推理是错误的，结论应该是恰恰相反。事实上清政府也没有糊涂到以为允许列强“一体均沾”清政府给任何一国的恩典，就能够“以夷制夷”。“以夷制夷”的前提是列强之间的矛盾，而“一体均沾”只会导致列强结成“神圣同盟”，也就是清政府当时就已认识到并已一语道破和谨慎提防的“互相勾串”［②②］。
第三，如前所述，晚清中外条约中的最惠国条款是有条件的。但这些条件实际上又非常笼统，只限于遵守条约章程所载之一般款项，没有特别的约束力。即如１８６９年中英条约所云，“凡英国商民欲援中国与各国所定条约章程之益一体均沾，即应照中国与各国所定条约章程之款一体遵守。”其他条约与此雷同。直到辛丑条约订立以后修订中外商约，这种情况仍然未能改变。１９０３年５月１日，中美双方代表谈判商约时，“第十五款关于最惠国待遇问题，中国代表反对美国国会把移民法律扩大适用于菲律宾的法案。”这些法案影响中国向美国移民。中国代表伍廷芳向美方表示：“如果美方不能同意，中国方面宁愿把第十五款全部取消。”［②③］伍廷芳在向朝廷奏报时说：“利益均沾一款，拟索其报施一律，借为日后弛禁华工地步。”［②④］中方想给美方取得的最惠国待遇附加特定的条件，由于美方“坚执不允”而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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