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势之强弱，恒视国民之志气为转移。欧西各国之争雄竞强虽由其纪纲完备*修明，而所以立国之本犹不在此，立国之本在乎国民志气之高尚正直刚毅坚韧勇挚富于爱国心与利他心，此伟大国民之志气则然也”（注：《申报》，1909年9月1日。），要求从教员、学生、议员等社会成员着手，致力转变日趋苟安的民气，激发民众的民族危机感与责任感。他们进而指出：“各国办理交涉，其所恃者为军备，而尤在民气。故民气者为外交之后盾，不可不培养而维持之，强国且恃民气而况弱国乎”，“我国当此积弱之余，与列强交涉若不恃民气而徒恃外部诸公与之对恃，恐无济于事也。目今满洲蒙藏滇桂之交涉日趋急迫，窃愿外部诸公变其办事之方针。凡与外人交涉当借重舆论以为抵制之助，而代表舆论之机关尤应深加维持不宜过于摧残”（注：《申报》，1909年12月12日。）。在这里表示出对清政府官方对外交活动及压制民众舆论行为的不满，要求清政府改弦易辙，重视民众力量，运用民间力量。
5.加强国防建设。他们认为“国力之强弱，全以军备之驰张为衡，方今地球各国之以富强称者，其军备未有不充实者也”，建议“当局从事教练，务使兵卒熟谙战术可临大故，而尤应激发其保民卫国之心，鼓舞其冒险敢死之气”（注：《申报》，1909年12月12日。）。
由此可见，时人对于清政府的外交活动表示出极大的关注，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表示了参与政府外交活动的强烈要求，希望清政府运用和平外交手段，维系国家主权，切实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这一切标志着国民外交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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