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四日曾记载道：“近日通商衙门分日考试六部所举游历人员，闻取者28人，兵部傅懋元（傅云龙字懋元）第一。”但他认为以往中国士大夫以出洋为苦差使，不屑为之。而现在出洋游历居然成了热门，需要考试竞争入选，连傅云龙那样钻研经学考据学颇有建树的饱学之士也来应试。思想较为保守的李慈铭不禁感慨社会风气的变化，“国家考试，至有出洋游历一途，而应之者不乏考据之才，亦近日风尚使然也！”不过使他聊感安慰的是，“又闻懋元此次试自明代以来中外交涉论，引证甚博，推原化学、重学、汽学之法，实本于墨子”。[6]
而《申报》却十分重视这次游历使的考试和派遣，除了全文刊登傅云龙的试卷和考试录取人员名单外，在1887年11月10日（光绪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头版还专门发表评论《论游历人员之责重》，对派遣游历使的意义加以阐发。评论首先认为，“泰西各国之开疆拓土日致富强，大都其先皆得益于游历”，而中国“历来不欲驰域外之观”。开埠以来，“中国敢于不畏风涛远出重洋者”，多为贫民，“出洋打工糊口而已”。“而知大局读书明理之人，则又不肯轻出。”文章强调“外洋各国皆与中国通商，泰西诸人至中国游历者皆得窥见中国之情形而去。而中国之人乃于外洋之山川风土地理人情懵然不知，亦一大可耻之事”。评论指出现在朝廷开始对此有所觉悟，“因命京中各衙门举荐游历之员，既举之后，又一再考试，计得一十二员，皆由正途出身，使之游历外洋，以资识见”。因此社会上对此举期望甚殷，希望“将来中国悉知外洋各国之山川风土人情而纤悉靡遗，胥由于此矣”。文章还批评以往中国的洋务措施只知学习西方之皮毛，因而“全赖游历诸君，广咨博访，详识约记，力破从前之积习，以为国家著洋务之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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