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教士认为使中国人接受基督教信仰的唯一办法就是战争，叫嚣“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和德国传教士郭实腊不但参与了东印度公司向中国贩卖鸦片的罪恶活动，而且还直接参与了英国侵略中国的军事活动。西方传教士为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搜集情报、创办刊物、制造舆论，摇旗呐喊，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来华后创办了《中国文库》期刊，为美国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大造舆论；在参加中美不平等条约谈判时，建议美国政府向中国要求最惠国待遇权。总而言之，基督教传教士在近代中国时期的活动与过去相比，发生了质的变化。

自鸦片战争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与资本主义各国分别鉴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清政府与俄、法、美、英签订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被迫重申了要“给还旧产”，而且还允许法国传教士随意地在中国各地建堂传教的权利。自此，各国传教士纷纷要求抵还教堂，一时间全国各地不断发生传教士以还堂名义霸占田宅的事件。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总理衙门的奏折说：“洋人爱某处房宅，其人不卖，则寻一无业奸民指为己物，卖与洋人，并串通书吏窃印文约，洋人则据为己有，驱逐业主。”各国传教士在“利益均沾”的口号下，蜂涌而入地来到中国。不平等条约签定后的历史事实表明，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事业，已经与近代西方的殖民主义侵略扩张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法国传教士孟振生神父依据中法《北京条约》，唆使法国侵略军总司令葛罗，向清政府索回了基督教在明末清初时期建筑的东堂、西堂和北堂。法国传教士根本不考虑东、西、北三处教堂因“礼仪之争”后已经荒芜，地基上的居民有无搬迁困难，一律强令中国百姓立即迁走将三处教堂归还。他们的不法行为激起北堂居民强烈反对。清朝政府怕激起民变，只得与法国传教士协商，拨给教会八千两白银作为北堂的赔偿费，法国传教士孟振生收了钱，不久却再次强硬地向清政府索要北堂。清朝政府只得强逼北堂地基上的居民搬迁，将东、西、北三处教堂全部归还教会，但是已经拨给教会的八千两白银（1两=1/32kg，下同），却分文未能收回。1866年（清同治五年），教会用勒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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