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明朝末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把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国去。康熙年间传教士将《大学》《论语》译成西文出版。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的四书译本和《中国哲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的儒家经典和古代哲学思想。欧洲传教士还比较早地研究了《易经》。白晋用拉丁文著《易经要旨》，将八卦与“二进制”联系起来的假说，为德国科学家莱布尼茨“二进制”的科学创见提供了营养。在罗马出版的西班牙文的《中华大帝国史》是一本最早系统介绍中国历史和地理的书，也是由传教士撰写的。传教士卫匡国用拉丁文写的中国上古史《中国历史》，在欧洲影响很大。元曲《赵氏孤儿》，先后被译成法文、英文、德文、俄文在欧洲出版。伏尔泰还将它改编成《中国孤儿》，曾在巴黎公演。一些传教士还将中国的丝绸、瓷器、轿子等带有工艺美术性质的物品，不断地运回欧洲。中国文化通过这些在北京教堂的传教士将其传到欧洲，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伏尔泰曾说：“欧洲王公和商人所发现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注：科奇温：《18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79页。）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中国的医药学也通过在京的传教士传到西方。如：中国著名的医药学《本草》一书由传教士邓玉函翻译成西文后在欧洲影响很大，使中国的中草药随之进入欧洲市场。“大黄”，是中国最早进入欧洲市场的药物。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与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说明，北京的教堂在中西文化的沟通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第四，教堂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营垒。
19世纪，欧美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葡萄牙丧失了海外霸权，英、美、法、俄、德等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兴盛起来，掠夺殖民地，向海外寻找商品市场成了资本主义各国的首要任务。于是，资本主义各国就把基督教各个派别当作是争夺海外市场、掠夺殖民地的工具。基督教各派充当了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外国传教士在近代时期为资本主义侵略者刺探中国*情报、军事机密，有的甚至直接参与不平等条约的谈判，积极为本国政府出谋划策，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马前卒。外国传教士在中国近代时期的活动与过去相比是迥然不同的，他们改变了明清以来在中国传教的谦恭卑徽的态度，随着大炮和军舰昂首阔步地在中国土地上横行，不再受中国政府的管辖。北京的教堂也由昔日沟通中西文化的场所，变成了资本主义各国侵略中国的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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