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西方的地理学、数学结果也传入了中国。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成《几何原本》，传教士邓玉函、汤若望与中国学者王征合作将《远西奇器图说录最》翻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康熙年间南怀仁的《坤舆全图》问世。欧洲文化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宝库，有利于中国文化的发展。不过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些西方传教士将西洋奇技介绍到中国，其目的是以欧洲的奇技为诱饵，来抬高他们的地位，使中国官吏“利其宝货，佯禁而阴许之”（注：《明史(325卷)·佛郎机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从客观效果，传教士为传教而给中国带来了西洋的奇器异物和近代的科学文明。虽然传播西学并非出于传教士来华的本意，但是其结果却大大地丰富了中国学者的知识，促进了中国科学的发展，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是极大的。总之，欧洲文化随着教堂的建立而传入了中国，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宝库，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为长期停滞不前的中国科学文化的苏醒和重新焕发青春注入了活力，这有利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北京的教堂在客观上成为传播西学的所在，起了传播西学的桥梁作用。
第三，教堂是中学西进的桥梁。
西方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的过程中，也把中国的文化介绍到了西方。当然中外文化的沟通与交流有多种途径，但是其中一个主要的途径就是通过宗教。这些西方传教士进驻北京、建堂传教，为了扩大基督教的影响，他们一方面把西洋奇技介绍到中国，以此来抬高他们的地位，并搏取中国官吏的欢心；另一方面也把中国的文化介绍到欧洲，使欧洲了解了古老的东方文化。北京的教堂是西学东渐、中学西进的媒介与桥梁。
明末清初时期，大部分西方传教士为了更好地推行知识传教的政策，使中国人接受基督教的信仰，他们大多尽可能地把基督教教义说成中国人所能接受的哲理。为了传教，这些西方传教士要学习中国的语言与文字。其中有些传教士在了解了中国文化之后，很注重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化和典籍，并将中国的经典名著翻译成本国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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