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唐太宗推崇为镇国大法主。唐高宗继承大统之后，继续推行唐太宗宽容的宗教政策。致使全国出现了“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局面。[1](p43)唐朝全国划分为十道，“法流十道”说明在唐朝时期景教已经传入北京地区。至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下令禁佛，景教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中唐以后，内地的景教虽然趋于灭绝，但是在中国西北边陲的少数民族地区，仍然有景教流行。今天北京房山区三盆山周口店车厂村景教十字寺遗址，就是唐朝景教在北京地区流行的历史见证。
随着蒙元帝国入主中原，基督教在中国再度兴起。元朝统治者称基督教信徒为也里可温教。也里可温是由阿拉伯文的“阿罗诃”转音而来，意思是“上帝教”或“信奉上帝的人”。也里可温是元朝统治者对基督教的一种称呼，它表明元朝建立以后，基督教再次传入中国内地。
元朝政府对各种宗教都采取“一视同仁，皆为我用”的宽容政策，以期得到各路神灵的护佑。元世祖忽必烈曾对马可·波罗说：“有人敬耶酥，有人拜佛，其他的人敬穆罕默德，我不晓得那位最大，我便都敬他们，求他们庇佑我”。[3](p44)所以元朝时期，大都（北京）城内景教徒人数众多。“元朝景教教会在元大都（西人称其为汗八里）也有很大的势力，拥有三万名信徒，且很富有。他们在仪式和风俗上追随希腊教会，不服从罗马教廷，有漂亮而且虔诚地安排的教堂，有十字架和圣像以尊奉上帝和圣灵”[4](p11)元朝景教再次传入中国内地，并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与马薛里吉思有很大的关系。马薛里吉思来自中亚撒马尔干（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干），他是一名聂斯脱利派基督教信徒，一生当中修建了不少景教教堂。元朝称景教寺为“忽木刺”。元朝的也里可温，不仅是对景教信徒的称呼，而且也是对天主教信徒的称谓。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的方济各会修士约翰·蒙特·科维诺抵达汗八里（北京），元朝政府给予友好的接待，并允许他在中国建堂传教。大德二年（1294年）约翰·蒙特·科维诺在北京建立了第一所天主教教堂，后被罗马教皇封为大都总主教，掌管中国教务。从全国来看，当时中国南北各地都建有不少教堂，并立了很多十字碑。北京房山区三盆山周口店车厂村景教十字寺在元代就曾经重新修建过，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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