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初期，基督教一个派别——天主教终于叩开了明王朝宫廷的大门。随着天主教在北京的传布，一些传教士在知识传教的旗帜下，把欧洲文化传入了北京，基督教教堂成为这些传教士展示西方科学与文化的所在。明朝末年，意大利籍传教士利玛窦继唐朝与元朝之后，在北京又重新建立起一座天主教教堂（宣武门教堂——南堂）。利玛窦初到北京正值传教伊始，为了扩大基督教的影响，招揽京城百姓进堂参观，除将圣母玛利亚和耶稣的画像、十字架摆放在教堂圣台的中央外，还将地球仪、浑天仪、三棱镜、日晷仪、报时钟、西洋琴展放在教堂里，任人随意参观。利玛窦以介绍西方科学与文化为名，有意识地结交中国朝野学士名人，顺应中国文化，来传播基督教思想。在布道传教的同时，利玛窦将地圆说、日大于地、月小于地、九重天说、四元行论等天文理论首先传入中国，并向中国科学家传授基督教推算日历的方法，还教中国科学家制造天文仪器。徐光启、李之藻在向西方传教士学习西方天文学后，与西方传教士一起参加了明崇祯年间的修历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编成《崇祯历书》137卷，同时又完成了日晷、星晷、望远镜、圭表等的制作，使我国新法书器俱备。后来在清康熙年间，传教士南怀仁曾主持设计、监造天体仪、地平经仪等大型铜仪，并编成《康熙永年历法》32卷。从此中国完成了旧历法的改革，使欧洲天文学说在中国进一步得到传播。

传教士在向中国介绍天文学的同时，还将欧洲的医药学、解剖生理学等著作传入了中国，并译成汉文出版。康熙年间，西医、西药在中国已进入实用阶段。法国传教士洪若翰、刘应曾在清宫廷充当御医，用金鸡纳霜（即奎宁）治好了康熙皇帝的疟疾。白晋和巴多明合作，将法国《根据血脉循环及最新发明编写的人体解剖学》译成了满文，供御医参考（注：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0页。）。康熙皇帝曾经两次御驾南堂，并向西方传教士学习解剖学。随着传教士在北京建堂传教，除传入天文学、西医学等西方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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