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这些外国传教士，还要求在中国享有与中国官吏同等的权力，以达在中国站稳脚跟，永远占领中国之目的。为此，一些外国传教士多次向清政府提出增加权益的要求。迫于资本主义各国的压力，总理衙门于1899年（清光绪二十二年）颁布了带有法律形式的《章程》，谕示各地照办。这一《章程》给了传教士与地方官吏同等的权力。对此，遣使会驻北京的总主教樊国梁说：“我们对这（指《章程》）应该知足了。”（注：台湾天主教主徒会：《零落孤叶——刚恒毅枢机回忆录》。台湾，1980年，第75页。）从此，一些外国传教士依仗《章程》为非作歹，肆意掠夺京城百姓的房地产。一些无赖之徒为了寻求保护纷纷入教。他们入教后，肆无忌惮地欺压邻里，为所欲为，成为社会上的特权阶层，京城百姓气愤地说：“未入教，尚如鼠，既入教，便如虎”。（注：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388页。）

英国一位外交官在他所著的《对基督教的容忍》中说：“传教士一听说教徒或自称为教徒的人受到官吏的虐待，就起来保护教徒，这种做法只能激起中国上层分子对教会的愤懑，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他公然指出：“基督教最大的敌人，就是传教士自己和自称为保教的西方列强。”（注：史式徵：《江南传教史》。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组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200页。）面对列强在中国的不法行为，英国人赫德在1894年早就心有余悸地预言：“中国人的热血，已被过去两千年的经历，虽把中国人的思想训练得非常冷静，但如果照现在这样下去，我想很可能有一天绝望的情绪会以最激烈的方式喷发出来，我们在北京的外国人或许会被一古脑全杀光。每个中国人将说：‘如果没有这帮番鬼，我们怎会落到今天这般地步，在我们被毁灭以前，且让他们先偿偿滋味！’”（注：芦汉超：《赫德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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