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郑观应之后，反对“以守为战”者仍不乏人。如王先谦说：“我不敢出洋一步，坐待敌人来攻，而竭力御之，虽愚者亦知守之不尽可恃也。故必能战而后能防。”（注：葛士浚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卷，第12页）梅启照称：“臣愚以为战、守、和三字，一以贯之也。何也？自古及今，断未有不能战而能守，不能守而能和者也。”并认为“水能兼陆，陆不能兼水”，就防海而言必重水师，只有“练习水战以自固藩蓠，庶几功归实用”（注：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16、19-20页。）。张之洞亦指出：“窃维战守两事，义本相资，故必能海战而后海防可恃。”（注：《张文襄公全集》，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13卷，第2页。）他们皆主张采取积极的攻势战略，以铁甲船为中坚组成强大的海上防御力量，如此则可做到：“以铁甲御铁甲，势既均矣，力亦敌矣，然后以逸待劳，以主待客，以静待动，敌且望而生畏，斯能战能守而自动和，长治久安之道得矣”（注：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20页。）。

关于海防战略的这些议论，对李鸿章的海防思想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从而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从以陆防为主发展到海陆并重，是其海防战略思想的一大进步。虽然他并不完全赞同海军采取攻势战略思想，但终于认识到铁甲船在水师中的核心地位及其外海机动作战的能力。他说：“夫军事未有不能战而能守者。况南北洋滨海数千里，口岸丛杂，非购置铁甲等船，练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第39卷，第33页。）还指出：“从来御外之道，必能战而后能守，能守而后能和。无论用刚用柔，要当预修武备，确有可以自立之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第39卷，第30、33-34页。）他十分同意梅启照“水能兼陆，陆不能兼水”之说：“梅启照谓水能兼陆，陆不能兼水，敌船可以到处窥伺，我挫则彼乘势直前，彼败则我望洋兴叹，洵系确论。”并进一步指出：“夫水师所以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