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造船与买船的关系。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后，清政府开始从西方引进机器生产，创办造船工业，以加强海防，是有一定成效的。但在起初，反对的力量还是很强的。有许多官员仍留恋于闭关锁国的时代，声称：“轮船、机器不足恃也。况中国数千年来未尝用轮船、机器，而一朝恢一朝之土宇，一代拓一代之版章。”甚至危言耸听：“以技艺夺造化，则干天之怒。”（注：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册，第122、454-455页。）但是，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前途的。正如丁日昌指出：“夫船坚炮利，外国之长技在此，其挟制我中国亦在此。”“船炮二者，既不能拒之使不来，即当穷其所独往。门外有虎狼，当思所以驱虎狼之方，固不能以闭门不出为长久计也。”（注：《海防档》，台北，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本，《机器局》，第1册，第4-5页。）福州船政局创设后，也曾屡次发生兴废之争（注：戚其章：《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61-276页。）。船政面临下马的危险，在有识见之大臣的力争下才坚持了下来。这自然是一次很大的胜利。当时，沈葆桢对船政的进一步发展还是很有信心的。他认为：“厂中多造一船即愈精一船之功，海防多得一船即多收一船之效。况由熟生巧，由旧悟新，即铁甲船之法亦可由此肇端。”（注：《海防档》，台北，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本，《福州船厂》，第2册，第526页。）他期望船政不久即可达到制造铁甲船的水平和能力。然而，由于政局动荡，人事更迭，经费不足，他的愿望终未能成为现实。

但是，日本的侵略扩张野心业已昭然若揭，中国亟应防患于未然，许多官员也都有见于此。丁日昌即指出：“现闻春夏间日本在英国新购铁甲船二号，均已制成下水。该岛距泰西远而距中国近，且亦断不敢与泰西为难，然则彼竭倾国之力而制此利器，其意果何为哉？”（注：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册，第370页。）面对日本大力扩充海军的现实，沈葆桢也不无担忧地说：“该国尚有铁甲船二号，虽非完璧，而以摧寻常轮船，则绰绰有余。彼有而我无之，水师气为之夺。”（注：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可是，船政一时尚无制造坚大战船的能力，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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