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阶段，从1879年到1884年，是晚清海防思想的深化时期。1879年，日本悍然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再次唤起朝野对海防问题的关注。薛福成上《筹洋刍议》十四篇，鉴于日本定购铁甲船，不无忧虑地指出：“彼欲骋所长，其势必迫我交锋；否则，彼所购之铁甲船三号，其穷亦必取偿于我。”（注：薛福成：《筹洋刍议》，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4页。）王先谦上疏条陈洋务，对海防问题亦有建言。他反对“以守为战”之说，认为“守之不可尽恃”，“必能战而后能防”（注：葛士浚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卷，第12页。）。此时，李鸿章的认识亦有所变化，由以陆防为主发展为海陆并重，承认“军事未有不能战而能守者”（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第37卷，第34页。），是其海防战略思想的一大进步。他觉察到日本必为中国永远之大患，认为必须拥有铁甲船才“足以言海战”（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第78卷，第17页。）。其后，何如璋也就海防问题向朝廷建言，提出立营制、编舰队、勤训练等项，所论多系整顿水师应办事项（注：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册，第532-534页。）。当时，马建忠已从法国获博士学位回国，正为李鸿章办理洋务，披览何之奏章，对其所陈颇有同识，因就其所论加以引申和诠释，并附以己见，上于李鸿章。上书以其渊博的西学知识和对西方海军的深切了解，对于海军的领导体制、教育与训练、人才之选拔、营制之建立、规章制度之制订、舰队编成等等，都做了非常具体而深入的说明（注：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记行》，《记言》，第3卷，第1-28页。）。并披肝沥胆，大声疾呼，提醒当政者切勿错过这一百载难逢的发展海军的机遇。数年之内，议海防者极其活跃，所论皆主积极防御的海防战略，从而推动了海军筹建的步伐。1879年，李鸿章曾致函驻德公使李凤苞向德国订造了7000吨级的铁甲船两艘。1881年，在英国订购的超勇、扬威两艘快船驶回中国。至此，北洋已拥有13艘舰船。于是，李鸿章奏请丁汝昌为统领，改三角形龙旗为长方形海军旗，标志着北洋海军的初步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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