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建议“以求洋法、习洋器为自立张本”（注：《海防档》，台北，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本，《机器局》，第1册，第3页。）。在他们的重倡下，“师夷长技”说逐渐得到广泛的认同，成为晚清海防思想得以重兴的思想基础和前提。重倡近代海防论的中心问题是制造轮船。从而，创建海军的问题也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丁日昌是晚清创设海军的最早设计者。他于1867年草拟了《创建轮船水师条款》，建议制造轮船30艘，分为北洋、中洋、南洋三路，派提督一员统之（注：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翌年，又在《条款》的基础上重拟了《海洋水师章程》六条。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创设外洋水师的具体方案。其主要内容有四：（一）购置兵轮、特别是大兵轮，以创设外洋海军；（二）在中国沿海择要改筑西式炮台；（三）创立三洋海军，分区设防；北洋提督驻天津，东洋提督驻吴淞，南洋提督驻南澳，“每洋各设大兵轮船六号，根驳轮船十号”；（四）精设机器局，不但制造轮船、枪炮，还要发展民用工业（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98卷，第24-27页。）。海防思想重倡之后，洋务派进一步将“师夷长技”说付诸实践，创办了造船工业。特别是创设外洋水师方案的提出，不仅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海防论的产生，而且表明晚清海防思想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第三阶段，从1874年到1879年，是晚清海防思想的趋实时期。1874年冬，因日军侵台事件而引发了一场海防与塞防之争。这场争论的波及面甚广，几乎当时沿江沿海各省的封疆大吏都被卷入，尽管各有侧重，意见纷纭，但其效果却基本上是积极的，从而保证了决策的基本正确性。于是，不仅规复新疆的计划得以实现，而且海防问题也受到了更多的重视。清政府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并明发上谕：“海防关系紧要，亟宜未雨绸缪，以为自强之计。”（注：《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光绪元年四月，光绪十一年五月。）此时，议海防者思想更趋向实际，从此发展海军问题开始进入具体筹划的阶段。当时，多数海防论者皆主张筹建三支海军，也有主张分为四镇者，李鸿章则认为设防“惟有分别缓急，择尤为紧要之处”，并以大沽、北塘一带为“最要”，吴淞至江阴一带为“次要”（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第24卷，第16页。）。清政府决定筹办南北洋海防，并降谕酌度情形先购铁甲船一两只，即系采纳李鸿章的建议。这次海防议结束之时，正是北洋海军准备筹建之日。1875年以后，李鸿章开始向外国订造军舰。1879年，奏请将丁汝昌留于北洋海防差遣。不久，又派其督操炮船。这实际上是为北洋海军初建进行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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