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敬虞先生的《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一书,可谓这方面的上乘之作。汪书把赫德的活动放到近代中西关系的广阔背景上,对赫德从精心营造海关这一活动大本营到利用海关广泛介入近代中国的内政外交的历史过程,作了详尽剖析。从而指出,赫德的一切活动,完全是为了满足和维护侵华列强、尤其是英国的在华利益。[⑨]
邱克在对赫德的评价上持不同观点。他认为,赫德引进西方先进事物的活动在客观效果上是有利于中国的进步的。他以赫德利用海关开拓清政府外交为例,认为赫德“影响和诱导了清政府对传统封建外交进行改革,促成了西方近代外交的某些思想和制度在中国的移植,也增进了清政府官员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在他的努力下,中国近代外交制度所包含的资本主义的东西是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这应当说是具有历史的进步性”。[⑩]
问题集中到这样一个焦点上:如何评估赫德在华活动的客观效果?对此,陈诗启教授有完全不同的结论,他指出“总税务司业余外交活动的结果,牺牲了中国的权益,稳定了英国在华地位,维护了满族对汉语的统治,扩大了总税务司的权力。至于中国的外交地位,不但没有改善,甚至是大大低落了。中国的半殖民地位更加深化了”。[①①]显然,对赫德的评价涉及更广泛的研究领域,并且必须与对中国近代海关的作用与影响问题联系起来考察。
除赫德之外,对李泰国,安格联、金登干、贺璧理,德璀琳等海关重要人物,学界均有专文论及。[①②]另有部分学者则注意到一些与海关关系密切的中国官员,如曾任税务处主管大臣的唐绍仪和力主收回关税自主权的顾维钧,[①③]这些研究给海关人物研究增添许多新的内容和色彩,但迄今为止,尚未有专论从海关洋员群体的角度来开拓这一研究,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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