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西学有七分否？”森有礼却回答：“五分尚没有。”李鸿章感到很惊讶，便追问：“日本衣冠都变了，怎说没有五分？”这时日本公使馆的书记官郑永宁解释道：“这是外貌，其实本领尚未尽学会。”森有礼又进一步说明：“敝国上下俱好，只学得现成器艺，没有像西国从自己心中想出法儿的一个人。”（《李鸿章与森有礼问答节略》，《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一）299页。）他认为光是引进和模仿西方文化与科学技术，只能算学到一半，还必须在此基础上自己加以创新和发展。
两人又谈到对日本明治维新学习西方进行一系列改革的看法，尤其是围绕服装改革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日文史料，明治时代日本学者木村匡所著的《森先生传》一书中有这一场争论的详细记录。
李鸿章首先发难：“对于近来贵国所举很为赞赏，独有对贵国改变旧有服装，模仿欧风一事感到不解。”森有礼答辩道：“其原因很简单，只需稍加解释，我国旧有的服制，正如阁下所见，宽阔爽快，极适于无事安逸之人，但对于多事勤劳之人，则不完全合适，所以它能适应过去的情况，而于今日时势之下，甚感不便。今改旧制为新式，对我国裨益不少。”李鸿章却认为这是违背了祖宗的遗志，他指责道：“衣服旧制，体现对祖宗遗志的追怀之一，其子孙应该珍重，万世保存才是。”森有礼马上加以反驳：“如果我国的祖先至今尚在的话，无疑也会做与我们同样的事情。距今一千年前，我们的祖先看到贵国的服装优点就加以采用。不论何事，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是我国的传统。”李鸿章又说：“阁下对贵国舍旧服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不感到羞耻吗？”森有礼断然回答：“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决不是受外力强迫而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正如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取之用于我国。”
李鸿章坚持中国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本立场，声称：“我国决不会进行这样的改革，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之外国。”森有礼反唇相讥，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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