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与森有礼的这一场辩论，看起来似乎主要是围绕着要不要改革服装的问题，实际上却表现了当时中日两国统治者对待社会改革和东西文化，在观念认识和心态上的重大差异。

李鸿章作为清政府洋务派官僚的首领，虽然也主张向西方学习，比起最保守的顽固派官僚贵族要开明得多，但是他对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如他在上述对话中认为“只是军舰、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之外国”。因此李鸿章大力主张引进西方军事、工业技术，提倡开办工厂，修筑铁路，建设海军等洋务活动，并赞赏日本明治维新在这方面的成就。然而他又坚持“中学为体”，即认为封建的*体制和儒学的伦理观念以至法律、历法、衣冠礼仪等“祖宗之法”，是不应该改变的。因此对于这方面的改革抱着排斥、抵制的态度，甚至看成是非常可耻的事情。李鸿章不仅以这种观点严厉批评日本的明治维新，而且断然表示：“我国决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这种态度除了说明洋务派企图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和本集团既得利益外，也反映了中国儒家思想中的崇古、崇祖、重义轻利，空谈义理不讲实效的传统观念以及由于中华文化优越感而产生的妄自尊大、“华夷思想”，对改革的阻力和对外来文化的排斥力。

日本明治时代的*家对改革开放和学习西方文化的认识要深刻得多。在明治维新中，他们能够从总体上和从物质技术到制度、观念、习俗等全方位地学习借鉴西方，实行改革。他们对于抛弃不适应形势的传统文化和吸收外来文化的长处，不但觉得“毫无可耻之处”，反而以此感到骄傲。明治时代也曾一度出现过全盘仿效西方盲目追求洋化建筑、舞会的“鹿鸣馆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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