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倏北，朝夕屡变。若在在而为之防，不惟劳费无所底止，且兵勇炮械安能募如此之多，该援如许之速？徒守于陆，不与水战，此常不给之势，在前岁粤东藩维未破，原只须于要口严断接济，彼即有坐困之形，冀其就我范围斯止耳。今所向无不披靡，彼已目无中华，若海面更无船炮水军，是逆夷到一城邑，可取则取，即不可取，亦不过扬帆舍去，又顾之他。在彼无有得失，何所忌惮，而我则千疮百孔，何处可以解严。比见征调频仍，鄙意以为非徒无益，盖远调则筋力已疲，久戍则情志愈惰，加以传闻恐吓，均已魂不附身，不过因在营食粮，难辞调遣，以出师为搪塞差事，安有斗志？恐人人皆已熟读孟子‘填然鼓之’一章，彼此各不相笑，是即再调数万之客兵，亦不过仅供临敌之一哄。……今燎原之势，向迩愈难，要之船炮水军断非可已之事，即使逆夷逃归海外，此事亦不可不亟为筹划，以为海疆久远之谋，况目前驱鳄屏鲸，舍此曷济”（致李星沅书，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下旬，《林则徐书札手迹选》，第46页。）。不久奕经指挥的浙东战役大败的消息传到工地，林则徐感慨地说：
“浙事溃败，一至于此，九州铸铁，谁实为之？闻此时惩羹吹齑，不令更有雇募之事，数千里外征调而来之兵，恐已魂不附体，而况不习水土，不识道途，直使逆夷反客为主，其沿途骚扰之状，更不忍闻。大抵民无不畏兵，而兵无不畏贼，事势如此，徒为野老吞声耳。……海上之事，在鄙见以为，船炮、水军万不可少。闻当局多有低此议者，然则枝枝节节，防之不可胜防，不知何以了事”（致苏延玉书，道光二十二年三月，《林则徐书简》（增订本），第186页。）。到了4月，林则徐赴戍途经洛阳时，便具体提出新式水军，与敌海战的构想：
“有船有炮，水军主之，往来海中追奔逐北，彼所能往者，我亦能往，岸上军尽可十撤其九。以视此时之枝枝节节，防不胜防，远省征兵，徒累无益者，其所得失固已较然，即军储亦彼费而此省。果有大船百只，中小船半之，大小炮千位，水军五千，舵工水手一千，南北洋无不可以径驶者，逆夷以舟以巢穴，有大帮水军追逐于巨浸之中，彼敢舍舟而扰陆路，占之城恒，吾不信也。水军总统，甚难其人，李壮烈、杨忠武不可复作，陈提军化成忠勇绝伦，与士卒同甘苦，似可以当一半之任，尚须有善于将将筹策周详者为之指挥调度，然不独武员中无其人，即中外文职大僚，亦未知肝胆向谁是也”（致江翊云书，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四日，《林则徐书札手迹选》，第52—53页。）。后来，他还反复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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